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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开始，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我国实行的一系列制裁措施，让我们的芯片产业陷入极端的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产化替代”成为必然的出路。
然而芯片的国产替代难度着实不小，技术高精尖，而且是涉及全产业链的大工程。不过今天IT之家想和大家说的不是芯片，而是半导体的另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我们几乎不需要“国产替代”，因为我们已经稳稳居于全球前列，而且在整个产业链都能做到自主可控，甚至可以卡其他国家的脖子。
说到中国光伏，可能小伙伴们都略有耳闻，知道它比较牛。但是有多牛呢？这里有一张图：
晶硅原料、铸锭 / 硅片、电池片、组件是构成光伏产业链的四个主要环节。在这四大环节里，中国企业全部占据相当优势。
2019 年，中国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占全球的产量比例分别达到了 67%、98%、83% 和 77%；
特别是单晶硅这个利润最丰厚的环节，2019 年隆基、中环这两家企业就占据了 70% 以上的份额，稳稳的龙头地位。
还有一些数据，比如我国光伏累计装机已连续 5 年位于世界第一，多晶硅产量连续 9 年世界第一，组件产量连续 13 年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光伏产业并不是从开始就一直强大，也是从草莽中历经曲折和落后、一步步强大起来的。
这一年，37 岁的留学生施正荣顶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创业。
他手握 10 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专利，想做一个关于光伏发电的项目。
施正荣 1963 年出生在江苏扬中一个农村家庭，原来姓陈，但自小因为家里条件差，而被送养到河对面一户姓施的人家。
13 岁时，他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望着河对面家的方向，抱怨道：“才插秧。”
自此他开始发奋图强，顺利考上了大学，更一路攻读到博士学位，让自己的人生逆风翻盘。
2000 年，施正荣拿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到很多城市游说，希望能拉来政府的投资。
全世界太阳能技术第一流的专家就是我，给我 800 万美元，我给你做一个世界第一的大企业。
毕竟那是 2000 年，光伏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期，没有人知道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样。
比如 1997 年，高纪凡创立了天合光能，怀着“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的梦想，从铝板幕墙领域跨界投身光伏领域。
河北的苗连生也在 1998 年就成立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步入光伏行业。
但是大部分人，对光伏并没有那么看好。所以当时的施正荣到处碰壁，一腔热血被泼了冷水。
时任无锡市的经贸委主任的李延人看中了光伏的发展前景，也认可施正荣的能力。
最后在他的牵线下，无锡市委出手，主导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等 8 家企业，筹资 600 万美元，在 2001 年 1 月与施正荣合创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
在无锡市政府的帮助下，尚德在 2002 年 9 月投产运行了第一条生产线。
当时德国政府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对光伏发电大力补贴，此举让光伏在德国及整个欧洲出现了爆炸式的需求。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无锡尚德、英利、天合光能这些企业，纷纷乘着风，迎来自己的荣光时刻。
其中，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因为布局早、技术好，成为风口上飞得最高的那一个，开始了让人咋舌的增长之路。
2005 年 12 月 14 日，尚德登陆美国纽交所，开盘当天股价就迎来暴涨，15 美元的发行价一度涨至 80 美元，巅峰市值直接冲到 40 亿美元。
什么雇佣多名保镖、挥霍金钱买顶级豪车、20 万美元包商务机参加达沃斯论坛等等。
而在 2006 年，施正荣更是以 23 亿美元身家成为福布斯排行榜中的中国大陆新首富，还在次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环保英雄”。
2006 年 12 月，天合光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尚德之后第二家在纽交所挂牌交易的中国民营企业。
而苗连生的英利新能源在 2002 年获得国有上市公司保定天威保变的注资后，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并在 2007 年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
在纽交所的敲钟仪式上，苗连生以不习惯为由拒绝打领带，成为纽交所另类的“历史第一人”，可见当时有多意气风发。
就在 2007 年，苗连生也凭借 137.6 亿元人民币资产，成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河北省首富。
光伏领域的一派繁荣景象吸引了当时中国大批创业者进入这个行业，不过大部分都是投机的。
比如当时在苏州做劳保产品外贸江西青年彭小峰，就敏锐嗅到了光伏产业的大好前景，于是毅然抛开手上风生水起的外贸生意，开启了二次创业。
彭小峰在 2005 年 7 月创立了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当年即买下了全球最大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生产商美国 GT-SOLAR 的价值 3300 万美元的多晶硅片生产设备，次年，这家公司的销售收入就达到 9.5 亿元。
2007 年，彭小峰带领赛维 LDK 登陆美国纽交所，更以 4.69 亿美元成为 2004 年以来在美上市融资额最大的中国企业。到 2008 年，赛维 LDK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生产企业。
同时，在 2007 年度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32 岁的彭小峰一跃成为当年度的江西省首富，排在恒大许家印之前。
天合高纪凡、赛维彭小峰、尚德施正荣、英利苗连生被媒体称为光伏领域的“东邪西毒”和“南帝北丐”。
他们身后，是很多过江之鲫般簇拥着进入光伏行业寻求机会的投机者们，带起了中国光伏的第一波产业热潮。
这段时期，国内光伏出现了爆发式发展，连续造富神话的吸引、各地政府的支持以及华尔街的热情，共同助推了这场光伏盛宴。
以赛维来说，2008 年，江西新余市 GDP 猛增 17.1% 达到 402.32 亿元，增速居全省第一。
英利、赛维、天合光能、阿特斯、晶澳、晶科等等接踵而至，迎接资本的狂欢，中国光伏企业成为华尔街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年年底，我国光伏企业的数量猛增到 400 家左右，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江浙一带，各路资本和企业乘着政府补贴的东风跑步入场。
而到 2007 年，中国已经成为生产太阳能电池最多的国家，产量从 400 MW 一跃升到 1088MW。
但是繁华盛况的背后，并非技术科研的欣欣向荣，而是掺杂了太多对利益的追逐。
现在回头看，当时很多企业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个简单的组装工作，门槛非常低，一般企业几十万资本就能开起来。
还有东部沿海一些城市，甚至很多原来做服装的私企也搞起了光伏，几台切割机，几根硅棒，直接开干。
相信明眼的朋友都知道，任何产业疯狂到这种程度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上帝欲令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验证了这句话。
由于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先后签署鼓励光伏发展的政策，点燃了欧洲市场对光伏的狂热需求，进而带动中国光伏产业激进狂扩张。
2005 年，全球能用来供给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多晶硅产量只有约 0.98 万吨，而需求达到了 1.5 万吨。
多晶硅是光伏产业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在这条主线的牵制下，“拥硅为王”成为当时很多企业的生存之道。
谁拥有多晶硅原料，谁就拥有市场和高额利润，于是大家一起哄抢、囤积多晶硅，令多晶硅的价格不断飙升。
2002 年前后，市场上多晶硅的价格还只有大约 22 美元 / 公斤，而到了 2008 年竟然涨到了约 300 美元 / 公斤，黑市的价格甚至达到 500 美元 / 公斤。
还有一点是，光伏发电成本必须控制到风电、甚至火电相当的水平，否则就无法规模化扩张，不规模化，发展光伏的也就没太大意义了。
所以虽然当时多晶硅的价格已经高企，但企业不得不扩大产能和投资，来尽可能降低边际成本。
当时，无锡尚德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和两家美国多晶硅巨头分别签订了约 60 亿美元和 6.8 亿美元的供货合同，同时，施正荣也在积极布局自己的多晶硅产线。
而英利这边，也在 2007 年开始斥资建设自己的多晶硅产线，也就是日后的“六九硅业”。
江西赛维的彭小峰，出手就是 120 亿元，在 2008 年于新余市马洪村建设一条万吨级的硅料生产线。
需求萎缩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2009 年前后，多晶硅价格开始暴跌，不到 1 年的时间里就从 400 美元 / 公斤左右坠落到大约 40 美元 / 公斤。
多晶硅价格暴跌对当时国内光伏企业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之前花血本囤积的硅料，一夜之间贬值了。
就好像你 100 万买的房子现在市价跌成了 10 万，还有比这更悲剧的吗？
2011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率先开启了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并在 2012 年 10 月作出了征收 14.78% 至 15.97% 反补贴税和 18.32% 至 249.96% 反倾销税的终裁。
接着，欧盟也很快跟进了对我国光伏产业的“双反”政策，然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国家。
有个数据，2008 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约 2600MW，国内的安装量只有 40MW，说明我们 98% 以上的需求都在国外。
先是尚德，为了摆脱之前与美国硅料巨头签订的倒霉长约，他们在 2011 年咬牙赔付 2.12 亿美元。
2011 年开始，巨额亏损的问题一点一点啃噬尚德的心脏，到 2012 年，平均每天亏 1000 万元，市值拼命蒸发。
2012 年 7 月，尚德更因为德国债券欺诈案成受害者损失了 5.6 亿欧元，在那之后他们就没再发过财报。
2013 年 3 月 20 日，尚德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重组，此时尚德的股票已经从巅峰时的 90 美元跌到不足 1 美元。
其实破产前，无锡市政府和国开行曾向尚德施以援手，提出以施正荣全部资产做担保争取银行贷款，但被施正荣回绝了，当时他已经从尚德离职。
无锡尚德的几乎就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光伏企业消亡的缩影，负债是这些企业无法跨过去的坎。
另一边苗连生的英利，花重金建设的“六九硅业”在 2010 年因为污染问题被保定市政府强制关停。
虽然期间一度将光伏组件出货量做到了全球第一，还连续在两届世界杯上打广告，但这都是牺牲利润换取的，相当于饮鸩止渴。
他曾在 2015 年 5 月 25 日在英利召开全员会，承认自己战略失误造成英利高负债的危险局面，并宣布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抵押，与公司共度难关。
2016 年，在国家银监会法规部以及国家能源局和可再生能源司的组织下，英利开启了漫长的资产债务重组工作，直到 2020 年 11 月，重组工作才进入执行阶段。
相对来说更惨的是彭小峰和他的赛维 LDK。由于前期的冒进扩张，2011 年之后赛维也和大部分光伏企业一样陷入了债务危机。
但面对危机，彭小峰并没有选择“休养生息”，而是继续逆势扩张，甚至还一度投入 10 亿元到电子商务中。
而彭小峰在 2012 年就卸去了赛维 CEO 的职位，后来他还做过一款互联网理财产品绿能宝，本质上属于 P2P 产品。
这款产品后来暴雷，彭小峰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跑路，最后在 2018 年被苏州警方逮捕，沦为阶下囚。
美国投资机构 Maxim Group 在 2012 年曾做过统计，当时中国最大的 10 家光伏企业债务累计高达 175 亿美元，约合 1110 亿元人民币，光伏产业的溃败AG体育，似乎有其必然性。
回顾这些企业的失败，金融危机和“双反”固然是最直接的客观因素，但企业自身对产业环境和形势缺乏合理判断、盲目扩张的粗放式经营策略，其实是更重要的原因。
所谓“两头在外”，就是上游的硅原料主要靠进口，下游的光伏市场则主要靠出口，我们在中间就主要挣个“血汗钱”，没什么技术含量。
这样尴尬的产业定位不改变，中国光伏就像一座空中危楼，下无根基，上无支柱，稍有风雨便会轰然倒塌。
好在“新能源”是一个长线的技术趋势，行业演进的过程中允许有一定的容错空间。
而在惨败的泥淖中爬起来的我们，带着任何困难都无法击倒的倔强，整理行装，又重新上路。
我们再来看文章开头那张光伏产业链结构图：原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四大环节，过去我们输在只局限于“组件”这个环节的一部分市场，现实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不行。
只有保证更上游的产业链不受制于人，加上脚踏实地的苦心经营，才能真正在光伏行业里站稳阵脚。
时间再倒回到 1986 年，兰州大学正在学校中心花园江隆基老校长塑像前举行新生入学教育。
这个下午，几位年轻人在这里相遇、相识，他们分别叫钟宝申、李振国、张承臣等等。
一边听着学校领导的讲话，一边望着江隆基校长的塑像，其中一个人颇有感慨地说道：“今后出去做企业就要取名隆基”。
他就是李振国，三十多年后，他创办的隆基集团成为全球单晶光伏毫无疑问的龙头企业。
1990 年，22 岁的李振国从兰州大学毕业，刚毕业就被分配到国营 741 厂拉制单晶硅棒。
后来谈到为什么会从事单晶硅的工作，李振国还不无玩笑地说，我并不是从小立志，而是一毕业就干这个，现在也就只会做这个。
2000 年，李振国和两个朋友出资 50 万元，创办了西安新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在这之前，他也做过几次创业，从事的都是半导体元器件方面的事，并将“隆基”的名字注册在自己公司上，兑现了大学时的诺言。
也是因为 2004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拉动国内光伏行业高涨的那一波风潮，挽救了李振国失败的项目，他才真正聚焦于光伏单晶硅产品的方向。
2006 年，国内的光伏行业已经如火如荼，李振国找来了当时同在兰州大学的老同学钟宝申，与自己一起创业。
我们前面说过，2006 年的光伏行业还沉浸在拥硅为王的浪潮中，多晶硅价格蹭蹭地往上涨。
面对几乎全行业的疯狂，李振国和他的团队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光伏行业的本质是什么？
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们遇到了该坚持单晶硅还是转向多晶硅的困惑。要解决这个困惑，必须认清光伏行业的本质。
整个 2006 年，李振国都在和团队反复思考、验证，最终他们得出，光伏行业的本质，还是降低发电成本。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单晶和多晶是什么，他指的是光伏电池片制造的不同技术路线。
光伏电池片的技术路线有晶硅电池、薄膜电池等等，目前市场上占绝对主流的是晶硅电池。
多晶硅和单晶硅的主要区别在于铸锭的流程，多晶硅铸锭流程粗放，成本低，相应的转换效率也低；而单晶铸锭流程复杂，成本高，但是转换效率也高。
李振国和团队秉持的逻辑是：发电成本本质上要看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抓住这一点，单晶硅就是李振国优先考虑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思路，他们假设多晶铸锭的环节可以做到零成本，然后来看单晶有没有生存空间。
确定了这一点后，接下来隆基要做的就是想办法降低单晶硅铸锭的成本。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隆基引以为傲的金刚线切割技术。
因为单晶硅生长出来是晶棒，需要对它进行切割。在金刚线切割技术之前，隆基使用的是行业普遍的砂浆切割，这种切割技术原料复杂，成本下降空间低。
相比传统的砂浆切割，金刚线切割速度快，可让机器生产率提升超 3 倍，并且材料简单，单片耗材低，成本下降空间比较大。
大约 2012 年前后，在李振国和钟宝申的主推下，隆基开始从砂浆切割技术转向金刚线切割技术。
只是那个时候，金刚线切割技术还不成熟，因为它成本昂贵，没有完整产业链，技术也掌握在少数日本厂商手里，所以光伏行业没人用，隆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隆基要做的，是一边顶住亏损的压力，一边推动技术成熟，培养下游设备、辅材供应商。
2013 年，隆基开始量产金刚线切割的硅片，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比过去的硅片贵。
但为了推广技术，隆基还是顶住压力，允许切片厂按照每年亏损 4000 万元的标准采用这个技术。
在隆基的坚持下，到 2014 年，金刚线切割技术的产业链开始走向成熟，这项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厂商使用。
从一开始只是少数日本厂商掌握的技术，到如今被光伏行业广泛使用，金刚线切割普及的过程中，隆基绝对功不可没。
李振国和钟宝申曾表示，这个技术每年可以为国内光伏产业省下 120 亿元的成本。
其实更重要的是，隆基完成了金刚线切割整个产业链的培育，让这项技术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例如他们在 2016 年率先推广单晶 PERC 电池，将单多晶电池效率差拉大到了 3%。
为了推广单晶硅技术，当时李振国亲自和下游的电池厂、组件厂游说，在黑板上给他们算账，强调未来单晶硅片的成本会下降，劝他们尽快切入到单晶硅市场。
隆基的崛起带动了单晶硅技术的逆袭。到 2016 年下半年的时候，单晶已实现度电成本优势。
2017 年底，单多晶组件同价，并且在这一年，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出货量首次超过多晶硅。
该公司业绩公司利润从 2011 年 2.84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52.8 亿元，年均增长 44%，股价更是从 2012 年上市至今的 8 年多里涨了超 40 倍。
1981 年，江苏的南京电力专业学校和四川省水产学校分别走出两名普普通通的学生，他们是朱共山和刘汉元。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不过 3 年，不愿辜负时代的年轻人虽然胸有抱负，但也并没有完全想好未来的路。
毕业之后，朱共山回到老家盐城轻工局的自动化成套设备厂工作，而刘汉元分配到眉山县水电局两河口水库渔场做起了技术员。
巧的是，同在 1990 年，朱共山几经思考，辞去了设备厂厂长的职务，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协成电器成套厂；而刘汉元则把自己一直使用的饲料商标改成了“通威”。
创业之后不久，朱共山就遇到了时代为自己带来的第一波机遇：国家在 1994 年放开了民营经济进入电力行业的限制，朱共山很快就和自己的合作伙伴 —— 保利旗下的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在 1996 年合资成立了太仓新海康协鑫热电有限公司，杀入热电领域。
有时代政策的红利，还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朱共山很快就把热电生意越做越大，并在 2007 年将整合了多家电厂资产的保利协鑫做到了上市。
2004 年以后，国内光伏市场开始爆发，本来就非常关注新能源的朱共山也没有缺席。
但是他并没有冒进，在看到下游组件市场激烈的竞争后，他毅然决定从国内产业相对缺乏的上游多晶硅料切入。
于是 2006 年，协鑫开始在徐州建设第一座多晶硅厂，由此正式走上了光伏的道路。
在此之前，刘汉元一边将水产饲料生意做大，一边为入局光伏做准备，包括入股从事氯碱化工的永祥树脂。
都是跨界杀入光伏，胆大、心细，是朱共山和刘汉元共同的特点。此后的数年，协鑫和通威均迎来各自的发展。
协鑫在 2006 年投资成立了江苏中能硅业，3 个月后即开工建设第一条 1500 吨的多晶硅产线，一年多的时间就开始投产第一批多晶硅。
强大的执行力和打鸡血般的布局速度是协鑫在多晶硅领域扩张的写照，加上这段时间多晶硅需求旺盛、价格飞涨，乘风直上的
。前面说过，2008 年以后这段时间，国内光伏行业遭遇了重创。但协鑫因为之前赚足了现金流，而且通过技术研发将成本降低，朱共山大胆地在这段时期选择逆势扩产。
因为他笃定，多晶硅的需求未来还是会起来，而且需要进一步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
事实证明朱共山的判断是正确的。2010 年，协鑫在成为全球最大硅材料供应商的同时还实现了扭亏为盈，这和当时一众光伏厂商连年亏损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在多晶硅领域取得成功后，协鑫还积极往产业链其他产业扩张，比如他们 2009 年开始做硅片业务，2011 年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硅片供应商。
当然，近些年协鑫也吃到了快速扩张的苦头。加上 2018 年“531 光伏新政”的打击，以致陷入危局。好在这两年，他们正在着力发展颗粒硅技术，希望借此重回巅峰。
2006 入局光伏后，起初业务还比较顺利，永祥的团队对制作多晶硅传统的改良西门子法进行了改进，大大提升了多晶硅的生产效率，且不产生四氯化硅废料。
通过此技术改进，永祥一期在 2008 年上半年还打破了行业产能释放的记录。
面对行业寒冬，通威没有冒进蛮干，而是冷静地减产新能源业务，重新专注于渔业和食品业，等待行业复苏。
这一等就等到了 2015 年。这一年，通威股份对永祥股份和通威新能源进行了资产重组，重新杀入光伏领域，并带来了独特的“渔光一体”的模式。
所谓“渔光一体”，就是将通威原来的养鱼业务和光伏业务协同起来，比如租赁鱼塘，然后对鱼塘进行智能化改造，架设分布式光伏站，这样一个鱼塘既可以养鱼，也可以发电。
“渔光一体”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我国中东部地区土地资源稀缺、不适合建立大规模光伏发电站的问题。
就我国来说，一般光伏发电站建在西北人烟稀少之处，而用电消耗主要在东南部，把电从西北送到东南，需要用到一种“特高压”技术。
我们知道，城市间的高压电线主要作用就是将电站产生的电从郊区运送到市区，然后再经过变压器降低电压，给千家万户使用。
“特高压”的确是厉害，但也费钱。“渔光一体”则为解决“发电”和“用电”的矛盾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对于通威来说，就更是业务资源的有机协同。
探索“渔光一体”模式的同时，通威也在积极谋求在太阳能电池片、终端光伏电站方面的布局，并逐渐形成了覆盖硅原料生产、电池制造和电站建设运营等多个环节的业务体系。
重新开启光伏业务的第二年，通威股份在多晶硅、电池片、光伏电站三大业务中的产能就达到了 1.5 万吨，次年完成技术改造，硅料产能提升到了 2 万吨 / 年。
而到 2020 年底，通威股份高纯多晶硅产能已经达到 9 万吨，太阳能电池产能在 2020 年中期则达到了 27.5GW。
仅去年第一季度，就建成以“渔光一体”为主的光伏电站 44 座，累积装机规模达 2127MW。
今年 1 月，通威股份的市值曾一度突破 2000 亿元，是隆基股份之后第二家实现这个成绩的光伏企业，虽然现在又跌了下去，但可以看到，通威在光伏行业已经达到了顶尖水平。
有趣在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运势，不同的结果，但他们所面对的机遇、环境是相同的，时代没有偏爱谁，也没有遗落谁，
从大的角度来看，中国光伏本就是在试错和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发展的，没有错误的尝试，也就找不到正确的路。
要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对能源结构进行改造，光伏，恰恰是传统碳能源最有潜力的替代方案之一，也是全球新能源军备最热的赛道之一，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未来十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达 3.40 万亿美元，其中风能和太阳能投资就会达到 2.72 万亿美元。
当前，中国光伏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已降至 0.25-0.35 元 /kWh，在国内已有约 2/3 地区实现平价。相比之下，全球光伏 2018 年度电成本均值为 0.55 美元 /kWh。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坚定的国家意志，更得益于众多企业和科学家多年的探索、尝试。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光伏全产业的领先，再加上特高压这种强势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运输管道，还有广阔的新能源消费市场，
。一旦形成闭环，我们就可以在现在和未来的能源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小了说可以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生存质量，大了说，对于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是裨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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